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如何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准确地描述、介绍该项制度，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指示要求的重要板块。

一、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的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其中，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直接开展的协商，简称政党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开展的协商，简称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以政党协商为例，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有关重要文件的制定、修改;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建议;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换届时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监察委员会主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人选;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等进行协商。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中共中央每年委托民主党派中央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考察调研，支持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特色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有关部门向民主党派中央提供相关材料，组织专题报告会和情况通报会，邀请民主党派列席相关工作会议、参加专项调研和检查督导工作。

实践证明，政治协商充分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展现了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特有效能——既照顾好同盟者利益，又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十八大以来，政治协商既确保了国家重大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又积极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用伦理学辩护政治协商的现实必要性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在自身理论建设上十分重视论证其伦理学基础。综合来看，西方政治伦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保守主义政治伦理观以及社群主义政治伦理观，且均形成了各自较为成熟的内容体系。其中，功利主义学说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政治领域，功利主义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虽然，就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来看，功利主义容易流入保守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窠臼，但功利主义至今仍是西方社会熟悉的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进路与框架。

客观地来看，目前我国理论界缺乏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伦理学辩护，没有在本体论上做更进一步的讨论。以政治协商为例，我国理论界的关注点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的关联性，并从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其一，是协商民主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关联。其二，是发展协商民主的路径。事实上，这两个维度未跳脱认识论的范畴，没有去触及政治协商本身的理论构成，更遑论从优势论上去为政治协商作辩护。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我国理论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不足：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不相匹配，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紧迫需求不相适应，学理性和系统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复杂环境。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攻讦方兴未艾，其宣传混淆视听的能力不容我们掉以轻心。梳理西方国家舆论的有关声音，我们不难发现：其对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批判往往以故意制造、炒作新闻热点为切入，通过放大现实问题的手段来逐步引向伦理学批判，从而为其标榜的所谓“普世价值”增光添彩，陷我国于被动之中，在舆论战中对我国形成压制态势。因此，用伦理学的理论工具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辩护将是今后一个阶段内，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的一项紧要任务。

三、政治协商是全面统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有力保证

功利主义的原则系：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受功利支配，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职能。从语义上来看，利益指向人需要用来满足的自身欲望的物质，幸福体现的是人得到满足后的喜悦心里情绪。由此，在概念范畴中，利益与幸福形成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同一个变化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换言之，利益与幸福在本文的语境中系等值。

与西方国家常见的政党竞争、轮流坐庄存在本质区别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否定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政党竞争与代表制度，而坚持并完善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整体性代表制度。进一步说，整体性代表制度是在利益关系，从而在政治关系上实现了整合的代表制度。不是社会中不存在矛盾与冲突，不是各种利益关系自然而然地总是处于和谐状态，而是在新型政党制度规范下各个政党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依照各自职能定位合作解决这些问题。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抓主要矛盾的问题导向机制，是整体性代表制度的活力所在。主要矛盾是反映人民群众普遍要求的根本性问题，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面对与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就是实现了利益整合。

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注重发挥政治协商作用，有利于形成比较一致的对于发展、稳定和改革的社会共识，有利于维系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秩序稳定，有效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以全面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代表的各自社会界别的利益诉求，经由中国共产党汇总后统筹形成决策依据基础，从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为中国提供了“最大限度凝心聚力并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集中精力办成大事情”的制度空间和组织空间，真正实现功利主义理想中“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职能目标，体现了古老伟大的中国智慧。公允而言，放眼西方世界，其走入激烈内卷的政党竞争范式早已不能承载其本国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与幸福指望。相比较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的制度先进性毋庸西方国家置喙。

四、政治协商是有效提高我国社会幸福度的康庄大道

功利主义衍生出的福利经济学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同时，社会福利关系到社会幸福度，也已是妇孺皆知的不争事实。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1年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我国在新冠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依然排名明显上升，成绩斐然。不仅如此，我国在取得“十三五”优异成绩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增长国际领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主要预期目标全面实现;创新动能有效增强，工业制造业较快增长;外贸外资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这无疑为我国下一阶段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与幸福指数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试想，如果没有正确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保驾护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怎么可能取得上述长足发展?就此，有学者基于制度效能和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本低、效率高，具有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功能。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合须臾不可离开沟通的支持。政治协商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政治协商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政治协商的展开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凝聚共识，通过政治协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根本问题、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把各方面力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推动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环顾全球，立足于福利经济学的视野，政治协商在我国所产生的现实功效又岂能是西方现代民主的“陈词滥调”在西方国家的无所作为所能比肩?两者之间，真可谓云泥之别，高下立判。

(本文获2022年民建中央重点理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